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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上帝在中国启动的创世之工——纪念和合本圣经出版100周年

原创  2019-05-07 严行 投稿

191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早在五四运动前12天所发生的另一件事,至今影响深远。这就是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当时尚无“国语”一词,1939年改名为《国语和合本圣经》)。

 

这部至今流传甚广、为广大华人基督徒所喜爱的和合本圣经,已印刷过亿。其对福音的传入,影响无可估量。

 

从新教入华到联合译经

 

今天,回看百年历史,白话文圣经的出版,标志着上帝的恩言成为引导中国走进现代社会的第一道曙光!细分的话,这道光包含了丰富的光谱,其中特别明亮的部分是:


第一,130年前所启动的圣经中文翻译工作,至1919年完成并面世。圣经新旧约全书第一次以汉语方块字完整出版;


第二,特别深具意义的是,《和合本圣经》竟然是以普通民众使用的白话文来表达,仅此一项,同时开启了中国白话文的先河,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中文“经书典籍”的书面表达方式,是汉语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参与翻译圣经的西方传教士所彰显出来的基督精神,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所起到的有力推动,影响至深。

 

白话文圣经虽然出版于1919年,但决定翻译白话文圣经并将新旧约66卷百万文字严谨准确、明白晓畅地完成翻译,则经历了三十年。


事情要从1890年说起。但在此之前,必须提到一件意义非常的事,那就是1807年马礼逊从英国来华,将基督教新教带入中国。


随着马礼逊来华,福音在中国开始艰难地生根。这粒麦子带着无与伦比的福音大能,显出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多年后,数千名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福音的种子渐渐生长,华人信徒达到三万多人。


接着,新的问题出现了: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华人信徒,都没有统一的中文圣经。不同的传教士和差传系统,以及不同的教派,虽然分别进行了一些圣经经卷的翻译工作,但是所翻译的圣经各不相同,出入甚大。联合翻译统一的中文圣经已成为必须。


于是,差派传教士最多的英国,与海外圣经公会驻中国代表韦威廉(William Wright)极力奔走,终于促成不同差会联合译经的决定。


1890年统一合译大会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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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参加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翻译的外国传教士


1843年,上海开埠的同一年,英国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来到上海,在上海建立教堂。1890年5月7日至20日,来自37个不同宗派与差会代表445人共聚上海,召开了盛大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在1877年举行)。大会除了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向西方教会发出宣召外,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筹划翻译通用本中文圣经译本,以消除当时各个圣经译本的参差不同。


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预想到,此举所带来的,不仅是圣经和合本的出现,也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语言上奠定了根基。

 

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

 

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联合翻译中文圣经的讨论,面临着圣经在翻译成其它民族语言时都不曾遇到的难题:到底用何种汉语形式来翻译圣经?


历史上,中国一直存在“文”“言”两分、各成一体的独特现象。人们互相用口语交流,但当他们书写下来,使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马上就会操起另一套语言——即“文言文”。这套语言,只流通在官场和读书人中,普通百姓如听天书。1890年预备翻译圣经时,中国官方使用的文字仍是文言文,是自先秦以来两千多年不变的古文。


另一个情况是,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后期,随着大量西方作品的翻译,中国文化已处在悄然改变之中,不仅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而且报业兴起,一种通畅易读的“浅文理”书面汉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潮流,显出汉语的发展方向。


基于这种现实,翻译圣经大会认为,翻译文言文圣经(称“深文理”)和浅文理圣经是必须的。并且以当时中国的汉语行文方法,也只有这两种。


但是,如果只是翻译深文理圣经和浅文理圣经,则神的圣言在中国传播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因为占人口总数90%的文盲,将仍然被置于神的话语之外!仅仅有这两种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并不足以适应广大华人!即使是浅文理版本,对于庞大的未能接受教育的华人群体而言,仍然是高不可攀。


如何使只能听懂“白话”的百姓可以听得懂来自上帝的圣言?显然,文言文和浅文理两种形式都不能惠及众民,其适应面过于狭窄。反复讨论之后,大会郑重决定,翻译第三种中文圣经:白话文圣经。这样,会议最后决议是,成立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分别翻译深文理、浅文理、与官话(当时称“官话”是延用明清的说法,到民国时开始称为“国语”)三种版本,即“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每个译本都冠以“和合本”之称,乃因众宗派和差会联合翻译的,以此表达教会合一的意思。


如此,大会明确了对中国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白话和合本翻译的决定。


吊诡的是,1921年,鲁迅以白话文写《阿Q正传》时,白话文仍被守旧派骂作“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可见,早在1890年决定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是何等超前的决定!试想,在中国人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文言文或浅文理文字的时候,爱中国和中国人的上帝以及祂的仆人们,就甘愿用当时不正统、不高雅的白话,向中国人讲话,让每个中国人都一听即懂。


这是爱,也是恩典。

 

新问题:用哪一种白话?

 

用白话文翻译圣经既已确定,接下来必须考虑的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口语差别。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又由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缺乏流动性,所以形成各地不同口音,彼此之间讲话差别很大。如果用“白话”来翻译圣经,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用哪个地方的白话作标准?


文言文的好处在于,它有统一的行文规范,不受时空限制。即使处于不同的省份地区,不同的时代,都不影响表达与理解。这也是中国能维持长期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百年前的中国,白话大体可以粗分为以粤语为主的南方白话,和以北京话为主的北方白话。从人口的覆盖率和使用范围来看,北方白话有优势;而从现代文化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来看,粤语的力量不可小觑。并且,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粤语也更多地保存了汉语中的大量古语。


因历史资料的缺乏,1890年翻译中文圣经大会在确定以何种白话作为翻译标准的讨论过程是怎样的,已经不可考。但从后来所确立的结果,我们看到最终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成为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语言。


百年后回望这一决定,我们实在可以欣慰并感恩地说,这个决定不仅使今天的和合本圣经依然晓畅易读,深受广大华人基督徒的喜爱,也同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为之指明方向。


二十多年以后,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年,1912年12月即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