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1866 -1925）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去世。其时，孙的家人坚持他基督徒的身份，要求以基督教的追思礼拜作为葬礼。这在达成统一战线的国共中间造成震动。一方面，是孙中山作为政治领袖的公众身份，另一方面则源于同时期的非基督教运动（注1），很难容得“国父”以基督教礼下葬。最终双方妥协：孙中山家属可自行举办“家祷”，与“党国”无关。

于是孔祥熙、宋庆龄请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主持安息礼拜。刘廷芳为孙作挽联：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今日尼波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

后世为了强调孙中山的革命身份，往往着意淡化他的宗教身份。而刘廷芳挽联中浓厚的与圣经有关的语义，则为我们了解孙中山的信仰开了一扇窗。

认识世界的最初启蒙

孙中山的诞生地广州香山县，地处沿海，得风气之先，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基督教新教的地区之一。孙少时“ 一面入村塾读本国文字， 一面又请美国的传教士教授英文”。13岁时，邻镇牧师的世界地图引发了他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的莫大兴趣，晓得原来天下之大，不止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孙中山认识世界的最初启蒙，就来自基督信仰的启发。当时的他或许并不知道，这个信仰将伴随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直至生命的终结。

同年，孙中山随母赴夏威夷檀香山投奔长兄孙眉，由此开启从1879到1892长达14年之久的教会学校生涯。他先入圣公会所办的伊奥兰尼（Iolani School）英文学校。品学兼优自不必说，他在校长韦礼士（Alfred Willis）的带领下，谨守早晚的祷告会和主日崇拜，在基督信仰上奠下基础。

毕业后，孙中山入公理会主办的欧湖学院（Oahu College），期间与同学辩论教理，竟无人能胜。眼看弟弟就要领洗入教，大哥孙眉只好一通责骂，勒令孙中山回乡。不过回乡后的孙中山并未稍加安分，反而大刀砍向村里北帝庙中的诸神偶像。说来有趣，孙幼名帝象，其实就是务农的父母为了儿子平安长成而将其寄在北帝神名下。如今孙宣誓信仰的举动，使其不容于乡人，自己也只好远走香港。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圣公会的拔萃书屋（Diocesan Home），从伦敦会区凤墀长老得“逸仙”之名。不久后在公理会喜嘉理牧师（Charles Hager）手下领洗，以“日新”之名列在教会洗名册上。“日新”之意，既是《大学》中“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指向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受洗之后，孙与喜嘉理牧师朝夕相处，热心事工。入读中央书院（Central College）期间，孙中山或在主日前往道济会堂参加崇拜，聆听王煜初牧师讲道，或随喜牧师往家乡香山传道，曾领三人归信基督。

1886年夏，从中央书院毕业的孙中山原想入神学院深造，好奉献传道。不想当时香港附近并没有一所完善的神学院，只得作罢。成不了传道人的孙中山便致力于救人身体。经喜牧师推荐，孙先后入读长老会广州博济医校和伦敦会在香港的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从13岁远赴夏威夷，到27岁从香港西医毕业，孙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教会学校中度过。其间教会活动和基督徒导师对他世界观的影响，不可不察。

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

1890年代中，孙中山对清廷幻灭，开始从事暴力革命活动。经此一直到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可谓颠沛流离。一方面，孙强调“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这其中大概有两个层次。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孙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孙年轻时曾“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然而，孙中山暴力革命的手段，乃至过程当中一些颇为人诟病之处，都使得他基督徒革命者的身份颇具争议。

孙常常借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在流亡期间也常在教堂和教会学校中宣传革命。教会学校的学生和牧师也有很多孙的支持者，而他发动的历次反清起义，也均有基督徒的身影。至于资金支持，更有宋嘉树鼎力相助——这位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曾就读于北卡三一学院（杜克大学前身），后在范德堡大学完成神学学位，曾以监理会宣教士的身份回国宣教。

至于孙中山是否只是利用教会资源推动革命，孰难猜测，因我们难以透过重重历史事件而直抵孙中山的内心。譬如孙1896年在伦敦蒙难，被清公使馆抓捕，有说孙是利用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感动了洋管家，这才得以逃出。而后孙写给区凤墀长老的信则如此描述当时的危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当时孙已经“从神道而入治道”，在学医时经历了进化论的冲击，在1920年代也受到科学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这都使得孙的信仰不再单纯。但其信中所言，依旧能让人感到他对信仰之诚之笃。

弥留之际的遗嘱

民国肇建，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总统，确定政教分立与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政治上依赖宗教填补道德教化，宗教上转前清“教民”身份为“国民”，后者可自由向政府注册而开办教会。这对一个十年前还深陷庚子拳乱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今日或难体会。而后十数年也确实成为在华差会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本土自立教会的破茧之时。

不可否认的是，孙中山在中后期并不与教会亲近。他自己的解释是，鉴于他在前清革命党的身份，与教会接近只是两相受累。不过或许更多是因为中国教会欠缺耶稣那样革命的精神与魄力。在孙看来，推翻前清正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民国建设尚未完成，“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领带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其谁也？”

1925 年3 月11 日，孙中山弥留之际，给家人挚友留下一个基督徒的遗嘱。与其他三个遗嘱相比，这短短两句话鲜为人知：“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从1883 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受洗归主算起，至1925 年3 月12 日去世，恰四十二年。

注1：非基督教运动，是由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发动，由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作者简介：孙耶西，基督徒。生在古都，长在帝都。受洗于北京守望教会，受教于美国加尔文大学。在获得东亚研究和神学研究的硕士后，蒙召进入博士学习，主修教会历史，尤重中国教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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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和烈山与泥波山上的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