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也就是清光绪14年，赵紫宸生于浙江德清的一个商人家庭。小赵自小身体羸弱，动辄生病。不过在前清的传统社会，小赵首先了解的却不是针管和苦药，而是求仙拜佛、投文许愿、烧纸钱喝符水之类的“鬼神之道”。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过是封建迷信蒙骗无知小儿。诚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信仰与生活紧密连接的世界是怎样的。对小赵来说，灵界与现世的隔膜，实在很薄。这给体弱心细的小赵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首先便是恐惧。七岁那年，小赵的婶母去世，家里请和尚来做法事。也不知是什么路数，和尚们不仅要挂佛像，还要挂十殿阎罗。好奇的小赵跑去一一仔细瞧过，就觉得满屋子都是鬼了。从此以后，只要窗外有个风吹草动鸡鸣犬吠，必定惊得小赵寒毛直竖。

奈何当时民间的娱乐劝化，都讲究吓人。一个仲夏夜，小赵跑去家门口看热闹，只见一个顶碗滚灯的杂耍艺人表演正酣，谁知脸却涂得像凶鬼一样狰狞不堪，吓得小赵“几欲骇死”。佛诞日，老爸带着小赵看戏文，谁知人挤人就把小赵挤进了满是牛头马面的十王殿，可怜的小赵只好全程闭眼随缘。待到楼上看戏，却不想又是演阴阳河。这可真是欲哭无泪。若不是在场人多，只怕后来的赵神学家就要交代在这了。从此，每逢过庙，必要问老爸里面的菩萨吓不吓人。

有趣的是，民间宗教对赵紫宸而言不仅是恐惧的神秘来源或者消灾解惑的交换手段。他从中体味出的伦理和修行的态度，对赵紫宸的属灵旅程有持续的影响。一次镇上赛神演戏，其中观世音点化圣帝的那一句“若要功夫深，铁杵磨作绣花针”被小赵牢牢记住，从此开始他不懈的修行。人说黄鳝是大荤，牛肉是祭圣人的，小赵便一一拒绝。即便家里人都吃荤，小赵也毫不艳羡。以致于小赵看着吃斋拜佛终身不娶的就觉得是好人，家里给他说亲他却觉得不是正路。小赵还客串过小道士，身穿锦绣道袍，口唱道士小调，手舞足蹈，“心中觉得异常快愉”，看见的人都说有意思。那时的小赵，到点就起来念皇经，也不偷荤吃素，毫不想着为自己积功德修来世，只是沉浸其中。

使赵小道士成为神学家赵紫宸的契机看似毫不相关——唱赞美诗和变法图强。赵家左近就有一个耶稣堂，会友们唱诗的“嘈杂”声音时常穿墙入耳。祖母在拜神的事上是变通的，并不介意带小赵去看看礼拜。于是便认识了一位基督徒，首次听闻“变法”与“洋文”。时年1903，老大帝国在经历庚子拳乱之后，终于不再摇摆，上下舆论趋于统一，务要变法改制以图强。但千年的科举惯性难以消除。虽然这位基督徒推荐小赵去苏州长老会所办萃英书院读书，小赵本人却举棋不定。是去杭州读中国书走科举正途呢，还是跟着“吃洋饭的人”，冒着入“邪教”的风险去苏州读外国书？

怎么办？问问菩萨吧。小赵去觉海寺灵泉山求了两签，言去杭州是上吉，苏州是中平。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小赵却发了狠，觉得菩萨不该跟自己正当的心愿有什么冲突——读洋文求变法有什么错？由此一役，赵紫宸与民间宗教便渐行渐远。

苏州的萃英书院是赵紫宸真正开始了解基督教的地方。书院要求严格，主日除了礼拜什么也不许做；平日圣经课上马可约翰福音也要熟读背诵，不许差了一字；天堂地狱、灵魂得救、耶稣宝血等等无一不说得小赵心热如火，以致回家见了门上贴的神符菩萨伸手就撕。

但赵紫宸的信仰之路却绝非一帆风顺。首先小赵的道士师傅就看不过他的叛教行为，竭力挽回。小赵耐不过，在读洋书信道理之后又回去客串了一把道士。之后进了东吴大学预科，又化身非宗教运动的急先锋，觉得“中国自有文明，西洋宗教，既为迷信，更非所需，岂容染我中华干净土”。校长让学生开演说会，小赵写了一篇英文讲稿，背熟了，当着全校的面说：“等我们力足的时候，定当把洋人一齐杀了。”

这位监理会宣教士David L. Anderson，中文名叫孙乐文的校长，总算没有被小赵的阵势唬住。之后一次晚祷结束，孙校长独留赵紫宸一人在书斋中，恳切地说：“紫宸，我看你乃一深思的青年，你当自思。”于是小赵回屋之后细细琢磨，“我是一个深思的青年，孙先生知我也。士为知者死可矣。”从此读经祈祷，领洗入教。

这听起来颇具戏剧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那几年恰是赵紫宸生命中痛苦的时候。他自己说，“倘非痛苦相煎我绝不会做基督徒。”一是当时赵家已败，债台高筑，时常需要典当东西糊口，饱受世态炎凉。小赵即便半工半读依然入不敷出，衣着落魄，骨瘦如柴。幸得母校借银380元，之后看他任事勤勉，这钱也不要他还了。

另一痛苦则是婚姻问题。小赵17岁时奉父母之命与长自己两年又没有受过教育的童定珍成婚。婚后两人在文化上显出极大差距。依小赵自己说，是“平常而真切的痛苦。”想来已受西方影响的赵紫宸对此婚事并不认同，但出于孝顺父母，勉强接受罢了。

在这段痛苦经历当中，赵紫宸在寻找的，是关爱与引导，是知己。幸而在众多赏识他关心他的人当中，孙校长起了最大的作用。换言之，小赵从小道士，到反教先锋，再到基督徒，其中最大的关键在于心灵上的安慰依托，理性上的思考寥寥无几。这也成了赵紫宸日后信仰之路上最大的试炼。

赵紫宸在家接待学生

刚信主的赵紫宸极为火热。在他留校任教时，每天六点起来在教室独自祷告，用三小时读圣经写笔记，见人就传福音。又每晚在他自己的职员宿舍里领祷告会。起初只赵一人，后不到半年时间就人满为患，有17位学生受洗，约是当时大学生的四分之一。

赵紫宸形容自己初信时是一个清教徒。有人说基督徒要全心依靠上帝，有病不需吃药，小赵就立刻不要医药；人说基督徒不应当和不信的吃饭——巴力和基督有什么相关呢——他就立刻不去吃饭；人说耶稣某年某日就要来了，他就思想等候；想到自己徒然在发式上追求美观，就立刻要去找剃头匠剃刮干净。最难的是重生——人说凡重生者必要痛哭流涕，在神面前认清自己大罪。小赵心里苦啊，眼泪下不来啊，这样就不算一个重生的人吗？

此时的又一大争战是在家里。初信主的小赵面对晚饭十分为难，若是闭眼谢饭，就瞬时漏了马脚，让母亲知道自己是“吃教”了。父母先是问，问完了就责怪，怪完了就劝阻，劝不听…那就只好动手了。此后家中再无宁日。每次吃饭、祭祖、拜佛，都是小赵遭难的时候；家里一切不顺，从经济困难到婆媳不和，都被归在赵的头上。

说也奇怪，在小赵遭责打时，心里却快乐起来，觉得自己像大祭司面前的彼得约翰，是有价值的。之后更鼓起勇气祷告预备，母亲骂一句他就讲一句圣经，从原罪到道成肉身，听得母亲又笑又骂。如此拉锯一年多，直到一日母亲拜神，小赵又趁机宣教。见母亲莞尔，小赵意识到机会来了，就一面说“母亲你可算信了我了”一面一鼓作气上蹿下跳。一时间，赵家的神佛符纸、灶君纸马、死者纸座、厅堂神龛，尽数遭了秧，在小赵手下化为馒头状。又即刻请附近耶稣堂的张牧师，将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小赵趁热打铁，问今晚是否就能请基督徒到家里做礼拜。母亲思前想后，觉得既然这些鬼神赵家已是得罪了，若不请正直之神来护卫，家里遭了难可怎么办？于是便允许了。之后便是康庄大道。赵紫宸教父母妻子读经祷告，带领家人受洗信主。

但福音上的热心和在教会内的诸多服侍并没有让赵紫宸免于下一个试炼，就是经验与理解的平衡。目前为止，赵的信仰可以算作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靠着耶稣的能力，胜过自身的试探，拓展与神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验来体会神的同在。但他渐渐发现他的经验开始与理解脱节，以致于他一旦拷问起宝血、替代、原罪之类的教义，就疑窦丛生，觉得自己的信仰全是破绽。

有一天，他在书店中看见《中庸》的这句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自认得了顿悟，觉得基督教就是人我与神心心相通，而耶稣就是这一相通的表现。这与赵之前重视良朋、师长、知己一脉相承，觉得终极的目标和价值来自于完全的心交。

这种用心性和人格来解释基督教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成为赵紫宸1940前的神学主流。1914-1917年赵紫宸去美国Vanderbilt大学宗教学院深造，除了尽展学霸本色，也经历了彻底的现代主义洗礼，标榜科学主义与反传统反建制，与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甚为相配。在这个背景下，祷告、神迹、天堂地狱等信仰教义对赵来说已是不可想象之事。正统教义，因为其既不能被科学论证又压制思想自由，几乎被赵视为“异端”。而教会内的伪善者和两胞弟的早逝则使赵的宗教反弹再也无法抑制——直到近二十年后他经历属灵的干涸、神学的反思，和在日本人监狱中度过的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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