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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的面前选择善,这是生命的应许之道

2017-05-02 杨牧谷 陶土

人类历史,曾发生了无数令人发指的黑暗事件,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如南京大屠杀……在这些惨无人寰的悲剧面前,我们还能相信人性本善吗?还能对未来满怀憧憬吗?


当下的社会,宏观而言,确实进入了文明时期,但善与恶始终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一种战场,时刻考验着我们的良知。如何才能让人生不虚此行,就需要我们选择一种生活,它会让我们在生命的尽头,与那至善者相遇。


在恶的面前仍然择善固执

生命中的应许是由这里开始的。


残酷却是带着应许的生命


奥斯维辛.jpg


奥斯威辛死亡营是我在爱丁堡求学时便开始的一个课余研究题目。开始的时候我想明白人在高压环境下的宗教生命是怎样的,后来发现它能间接帮助我为受苦的中国人找到一种语言去表达自己,研究的路向便改变了。去年在以色列参观他们为纳粹大屠杀建的纪念馆,看后思绪历久不伏,到底是什么叫活着走出死亡营的人坚持下去的呢?特别是那些老叟和幼弱。后来我在一个12岁女孩的诗中找到答案:


《恐惧》


今天贫民窟有另一种恐惧,

紧紧握着,死亡挥舞冰冷的镰刀。

邪恶的疾病散播着惊骇,

受害者在它的阴影下饮泣和颤抖。

今天做父亲的心跳诉说着他的恐惧,

做妈妈的只能把头埋在双手中。

现今孩子们在伤寒中窒息并死亡,

这群人被征收的税项真是太过苛刻了。

我的心仍在胸脯后面搏动,

而朋友却——离世他往。

也许这是较好的——谁能说呢?

看过这一切,今天就离世?

不,不,我的神,我们要活下去!

不要看着我们的号码熔掉,

我们要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们要工作——我们一定不要死亡!


——Eva Pickov,十二岁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W.Adorno)说:“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从某个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也许是对的。当我发觉犹太人的苦难有普世的关心,而中国许多的苦难至今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我便拒绝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苦难问题,不然的话,它会把人辛苦铸造出来的语言蒸发掉——不管是我自身的、朋友的、中国的或人类的,都是一样。我几乎要向形而上学吐口水!


现在我读了许多“奥斯威辛之后”的诗,作者有的是失了老伴的鳏寡,有的是未辨西东的孤儿。其中一篇是目送六个儿女一一被送入毒气室的寡妇写的,记述的却不是叫她肝肠寸断的儿女的故事,只是一个连名字也不知道的芭蕾舞星的真实际遇,题目就叫“芭蕾舞星”(Ballerina),这是我存于胸臆间的几篇诗章的其中之一,原诗太长了,我就把故事说给你听。


一群犹太女人光着身子,瑟缩又尴尬地等着,等着德国士兵把她们的衣服消毒。秘密警察等得烦闷起来,便抓来一个14岁的女芭蕾舞星跳舞,光着身子去娱宾。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从很远的地方被押来的,原是个天才,常在殿前御演。现在却要这样光着身子去跳。跳的时候,秘密警察好几次威吓她,泪水泛满她的大眼睛。她咬一咬牙,把泪水忍下,又把头抬起来,继续幻想自己是在台上表演给君王看。


衣服终于消毒好了,人人获派衣服,穿好便返回监仓。秘密警察却把她的衣服扣住,要她光着身子跟他们走。过了好久,她再被带回,泥污和着血丝,全身伤瘀。她被轮奸了,然后被虐待。她却竭力睁开眼睛说:“我会没事的。”


第三天他们又来挑选人送入毒气室,她被挑中了。她惊惶狂奔到没被拣选的一边。秘密警察把她拉出来,当场就用枪柄把她的头颅敲破了—— 一个只有14岁的美丽芭蕾舞星。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问自己,这样的故事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若有一个愿望可以实现,我会希望实现什么?叫那漂亮的女孩子活过来吗?假如她是在天父的右边(我相信是如此),为什么我要她下来呢?或者我是想把侮辱过她的死去的秘密警察都复活过来,接受战争法庭的审判,然后由他们的受害者行刑?这算是平反公义吗?那么我不知道的冤案惨案呢?那无数无名又无声的受害者又怎样呢?奥斯威辛不仅是纳粹德军的羞辱,也是人类的羞辱,同时是人性的大暴露和大控诉,主控官和受害人都是同一位,这是最叫我无言的。让几个纳粹德军入罪判刑,绝对不能掩饰人性的黑暗,也不能医治它造成的创伤。


程度可能不一样,感受却没有不同。今天当我看见的政客为了捞政治本钱,说且做一些伤害人民的事,我便看见人性中同样的黑暗,心头受着同样的悲苦和痛愤。但是,假如我只有一个愿望可以成就,我不想看见所有坏人都死掉,因为我可能就是下一刻的坏人;或好人个个可以安度余年,那也太不真实。我只希望人人能睁眼看清楚一个事实:生命的限制与应许,然后脚踏实地活下去,永不过早投降,亦不存虚幻的奢望。生命的意义与成果都是这样开创出来的。善恶的终极意义不在乎赏罚,只在乎生命的实践或浪费,善是实践生命,恶却在糟蹋它——我相信这是奥斯威辛事件努力要告诉我们的。


朋友,你不必说奥斯威辛事件离开你太遥远,它们也过于巨大,是你不能仿效的。你若这样看,便表明你仍然怀抱着玩家家酒的心态来看人生、活人生。亦即是说,你只能接纳你认识的和喜爱的人一起去玩,并且不肯玩一个没有预定情节与结局的游戏。朋友,为什么我们只能接受生命有意外的惊喜,不能有意外的惊愕呢?世界不是按我们的模式来运作的,正如生命也不是按我们老早定下的蓝图来发展一样,这不是挺自然、挺合逻辑的事吗?


我明白,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是我们自小接受的世界观。你觉得自己虽非大善,也绝非大恶,起码并非恶到应受癌症报应的程度。现在得了此病,你昔日的世界便倒塌了,结果你先是愤怒,见不能改变什么,接着便放弃了。正如上面说过的,善恶的终极意义并不在赏罚,我们到底不再是小孩子了,听妈妈的话去读书只为等待奖赏糖果。我们行善避恶,因为那是在实践生命之道。有时行善而得恶报,那并不代表世界的秩序被倾覆了,那只是让我们进入生命另一层面的通道:行善得恶报而仍然坚持善,我们才会看得到善的坚贞和恶的猥琐,就如一个奥斯威辛的余生者和一个纳粹警察站在一起时带给我们的感觉。


在恶的面前仍然择善固执,生命中的应许是由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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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再生情缘》;杨牧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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