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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世界上有两种东西开不得玩笑,一个是土豆,一个是宗教

原创  2017-12-08 临风 投稿

19世纪的爱尔兰,发生过一场土豆大饥荒,直接导致100万人死亡。而这背后,竟然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理念……



饥饿的土豆


19世纪曾有一场有名的 “爱尔兰大饥荒”,直接导致一百万人死亡,又被称为“爱尔兰土豆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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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爱尔兰大饥荒纪念铜像


当时的爱尔兰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大约三分之二为农民,其中大部分的土地都属于远方的英格兰地主。因为出生率高,爱尔兰人口几十年间从19世纪初的500万增长到1841年的800万。


农民是世袭,每传一代,所瓜分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小。当粮食不足时,农民只好变卖土地给地主,以换取粮食。所以佃农越来越多,自耕农越来越少。土豆是农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所种植的土豆种类过于单一,屡屡遭遇虫害。


大饥荒是从184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52年左右。因为虫害泛滥,土豆产量极速下降。佃农付不起租金,地主就收回土地、房屋、产业,农民被大批赶逐到寒冷的野外,没有居住的地方,也买不起食物。几年间,据估计至少一百万人死亡,200-300万移居海外(主要是美国)。爱尔兰人口降到400万左右。


学者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直接的因素有三:单一种植容易遭遇虫害,远方地主的无情,以及“谷物法”。什么是“谷物法”?那就是英格兰的农民为了保护农产品的价格,限制从外国进口农产品。谷物法使得农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爱尔兰的穷人买不起粮食,就活活饿死。


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相当文明了,怎么英国政府对这场大劫难竟然没有大力解救? 究其原因,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理念使然。


什么理念?地主的贪婪?英国佬排斥爱尔兰人?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都不是。


最关键的是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真理的力量是巨大的


1798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人口学原理》(后经过数度修正,第六版18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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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


其基本理念是:人口是呈几何级数成长(每25年翻倍),而食物则呈线性级数成长。因此由于人口的膨胀,人类一定会遭遇食物短缺的命运。如果没有外力,这是条无法越过的定律。


他说,科技的发展增进社会资源的供应(食物、生活所需),提高生活的基准水平,因此人口开始膨胀。然而,膨胀带来匮乏,使得生活水平又回到起初。这个循环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为了增进生活的素质,政府必须控制人口。


控制的方式有两类,一类是“积极的”,就是增加死亡人数;一类是“消极的”(预防性的),就是减少出生率。他书中对英格兰如此建议(注1):


“我们应该鼓励相反的做法,不向穷人推荐清洁的习惯。在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变得狭窄,使得更多人聚集在房屋里,瘟疫回归。我们应该在死水塘附近修建村庄,特别是在沼泽地和不卫生的环境里。”


他反对各种慈善举动,认为“善事”不过延长严重性。因为穷人生养众多,反正是要死的。死于饥饿过分残忍,还不如促进他们“人道地”死亡。


马尔萨斯认为:“爱尔兰人口过多。由于资源有限,很大一部分人应当从那块土地除去”(否则后果堪虑)。在大饥荒开始的时候,马尔萨斯已经去世十多年,可是,他的理念深植人心。


一个理念如果被认为是“真理”,它的力量是巨大的,能够扭曲人类直观和情绪上的是非之心。


饥荒: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失衡的方式?


当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是约翰·罗素一世爵士,他拒绝援助爱尔兰。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他受到马尔萨斯的影响,担心援助带来长期副作用。


联合王国驻爱尔兰的代表,克拉伦登四世伯爵认为:“为了养活人而发放食物,这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好处。”


马尔萨斯的学生查尔斯·特雷维莱安负责处理饥荒。他说:“饥荒是那位有完全智慧和完全恩典的上帝的旨意”。饥荒是上帝纠正人口和资源之间失衡的方式!有了上帝背书,那更是理直气壮了。


那时是工业革命的开始,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刚刚逝世,他所推行的“圣洁运动”对英国的影响还在。不过英国正教与卫斯理路线不同,而马尔萨斯是位英国正教牧师。


马尔萨斯人口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假“上帝旨意”之名,麻木人良知的本能,以恶为善。连恩格斯都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是现存最冷酷无情、最野蛮的理论,摧毁了‘爱人如己’和‘世界公民’等所有的美好词汇,它是个绝望的系统。”


几十年后,这种处理饥荒的政策再度被英国政府使用在印度殖民地。马尔萨斯人口论再度合理化了殖民地政策的正当性。控制贫穷人口的念头或许直到今天还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也都并非恶意,乃是为了维护社会“更大的善”。


在这虚假和伪善的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1837-1901)是大英帝国崛起的巅峰时期。与她的祖先不同,维多利亚没有任何宫廷丑闻,帝国强调道德与家庭的价值。可就在这个鼎盛时期,由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冲击,社会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段时期是英国上流社会弥漫着虚假和伪善的时代,包括宗教信仰。


20世纪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博物馆长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曾对19世纪的英国做过很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这种普遍伪善的作风也有其“神学基础”。大家口头上尊崇的是“基督教”,可是这些体面人士所真正信奉的是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的“圣书”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注2)


李嘉图政治经济理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工资应当自由竞争,也不该限制从外国进口产品。基本上,也是个“适者生存”的理念。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虽然看法不尽相同,但却是紧密的战友。


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一方面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由于在“智识上”全盘接受他们两人的理论,已经把“适者生存”当做天经地义的至理了。在“新宗教”的框架下,“虐待劳工”或人口论就都被合理化了。


劳动阶级的疾苦和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这中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竟都视而不见了。人类对道德观作选择性接纳的能力令人吃惊!这种虚假到了一种高度,使得宗教信仰被形式化、僵化,甚至于像“敬虔的”、“可敬的”、“值得的”,这些形容词已经变成了讽刺性的字眼!


素质决定命运?


人口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声,它处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有意识的抉择。达尔文处理的是生物界的自然选择。达尔文在183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去世四年后,读到《人口学原理》。马尔萨斯成为达尔文最佩服的学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距离《人口学原理》的初版已将近60年了。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把低端形式淘汰出局,这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但可以应用在社会整体,也可以应用到个人。它特别被应用到男性身上,男性必需经过竞争而生存。穷人也一样,必须自己奋斗,不能接受任何馈赠。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德国的纳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优生学、安乐死、(白人)种族主义,等往往不可分割。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所以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但这并不表示,今天的世界没有类似的问题。


美国保守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2010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性的畅销书《分化:美国白人的现况,从1960到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1960-2010)。默里用许多图表和统计数字,从经济能力分析美国白人中的两个族群,一个是高端的20%,另外一个是低端的30%。


默里一向被知识界视为“挑衅者”,认为他用研究来支持自己的偏见。这次,他单在白人中取样,避免了种族间的差异。默里发现,这两个族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论是经济情况还是精神状况都走向两极化,形成了高端阶级(upper tribe)和低端阶级(lower tribe)两个完全隔断的社会阶级。他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报赏种族,而是报赏脑力。他把两个阶级的形成归纳为“智力”与“遗传”两个原因:高端与高端通婚、交往、子女上名校,低端与低端通婚、交往、子女无高等教育。


他认为,人们的智力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低端的素质差,没有努力工作的欲望,纵使把财富重新分配,照顾他们的福利,情形也不会好转。 换句话说:素质决定命运。


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这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正在加速转型。因为科技的突飞猛进,许多职业正在极速改变中,或是被淘汰中。多开几个煤矿,或是多打几个油井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当年肯尼迪意识到世界面临的危机,呼吁全国青年投入“和平队伍”(Peace Corps)去改变世界。结果许多人投入这个壮大的队伍。美国乃至世界今天同样需要新的热情、新的理想来重建一个正在老化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如果高层民众和底层民众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部落区”(enclave),就像死水一样,彼此隔断,毫无瓜葛,那么情形就不可能改善。政府可以预备环境,那么,谁来担负这种融合社区的任务?马丁·路德·金牧师曾痛心地说,星期天上午11点钟是美国“最隔离的时刻”,因为各族群都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彼此隔阂,没有来往。


然而,教会必须是把各族群凝聚到一起的地方,没有社区层次的推动,底层的情况很难自动改善,因为这牵涉到家庭、婚姻、社交、精神归属和教育。教会在这过程中,更应该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宗教信仰不仅是安慰心灵的。


耶稣不断告诉门徒:“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最小的弟兄”?就是社区里最弱势的人。在这个族群撕裂的时刻,基督教会如果不能主动扮演服务和融合的角色,那么,它就在违背基督的吩咐。


而这,也正是大使命中的一环。



注:

1、The Ideology That Caused the Avoidable Irish Famine of 1846, from Psychology of Evil, https://understandingevil.wordpress.com/2013/04/09/the-avoidable-irish-famine-of-1846-and-an-ideology-that-is-still-with-us/

2、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1969.

3、John Cassidy, American Inequality Six Charts, 2013-11-18, New Yorker.


作者简介:临风,本名熊璩,1944年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感谢著者授权“今日佳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和来源

原文标题: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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